編者按：房縣，古稱房陵，位于秦巴山脈交匯處，它懷抱神農架，手牽武當山，素有原始人類活動地、神農炎帝采嘗百草地、周朝太師食邑地、帝王將相流放地之稱。數千年的文化積淀，在房縣形成了獨特的房陵文化。近日記者現場踏訪，感受房陵文化的博大精深，形成一組報道，敬請讀者垂注。

　　“房陵一個州呀，一呀一得（喂）聚水河呀（啊）。我關關一個雎鳩，一呀一得（喂）是往前走（啊）。在河一個州，一呀一得（喂）求配偶（啊）……”
　　日前，當記者來到榔口鄉時，當地民歌手一段清脆而響亮的民歌便在耳畔響起。這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的開篇詩“關關雎鳩”在民間的演繹。
　　原來《詩經》的編撰者尹吉甫是房縣人。《辭海》中稱，“尹吉甫：周房陵人”。更令人驚奇的是，這里居然還有尹吉甫的遺跡。在海拔近千米的萬峰山上，有一座石窟式寺廟遺址，原來房縣人為了紀念忠君楷模尹吉甫，從唐代咸通年間公元860年開始，歷朝歷代多處重復建廟修寺，其中規模最大影響最盛的當屬位于這座榔口鄉七星村境內的寶堂寺。依巖而造的寶堂寺以其獨特的建筑風格和精美的石雕技藝，成為房縣人紀念周太師尹吉甫的重要古跡之一。“這里雖然只是遺址，損毀嚴重，但我們已立項恢復古寺，我們要讓這里成為中華兒女對中華詩祖的朝圣之地。”榔口鄉黨委書記陸龍權占著詩祖故里的底氣，對未來充滿了想象與勇氣。《詩經》所包藏的思想內涵，無論從社會史、思想史、政治史、經濟史、科技史的任何一個方面去研究，都是一座不可窮盡的富礦。能夠親身感受其編撰者當年生活過的地方，對研究當有一種別樣的理解與感悟。
　　除了寶堂寺外，神秘的尹吉甫墓地的傳說更是充滿感知歷史風云的魅力。
　　關于尹吉甫死后葬入何地，據《萬歷鄖陽府志》記載：“周之尹吉甫，房陵人……卒葬于房之青峰山，今碑墳在焉。”《房縣志》記載：“周宣王封尹吉甫為太師，死后葬于房縣青峰山。墓，東九十里。”又記：“幽王時厚葬于房縣青峰。”“厚葬”在房縣有一種廣為流傳的說法：說尹吉甫生前是一位文武雙全，所向披靡，功勛累累的忠臣，死后周宣王的兒子周幽王命人鑄金頭一尊為陪葬品，為了防止墓葬被盜，特同時發出十二副棺槨，在房縣選擇了十二處風水寶地安葬。現在，考古者已在房縣發現五處尹吉甫的疑冢。其中青峰山有兩座墓碑，一座上書“周太師尹吉甫之墓”，另一座是尹吉甫兒子的墓地，上書“周孝子尹伯奇之墓”。
　　聆聽《詩經》的吟誦，參觀憑吊詩祖寺廟，探訪詩祖墓地感知神秘歷史，這是尹吉甫留給當今房縣人創造財富，積淀文化的廣闊天地。
　　縣委書記張歌鶯、縣長沈明云認為，在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里，神農架以北有尹吉甫，以南有屈原，這是創造中華文明諸多源頭中的兩個源頭，也是兩座不朽的豐碑。他們對中華文化的貢獻，不僅在書本上為世人承傳，他們的精神，更應該物化為現實的財富。有效整合力量，大張旗鼓樹兩張文化品牌應該列為鄂西圈建設的重要課題。在精神與物質層面都具有重大的歷史與現實意義。
千年《詩經》口相傳
　　在野人谷鎮杜川村，村支部書記戚祖兵從正在下地的農民中找來五個人，他們年紀最大的71歲，最小的30歲。70歲的王主慧，從家里拿出鑼鼓邊敲邊唱起來。
　　野人谷鎮黨委書記劉衛東說，這里民歌種類多，有過山號子、田歌、燈歌、小調、風俗歌、兒歌等。腔調多，有高腔、平腔、包腔、拉花腔、八岔腔等，生動活潑、極富情趣、耐人尋味。內容也十分豐富，不僅有反映當地風土民情、生產勞動、生活及戀愛婚姻、傳授文化知識的民歌等，還有唱“四書五經”、“曾廣賢文”、“三字經”及一些長篇敘事民歌。還發現漢民族創世史的長篇《黑暗傳》和《盤根歌》。這些古老民歌、民間故事的流傳，孕育了一批山村“民歌王”、“歌布袋”、“故事簍子”。
　　縣文體局局長黃寶富告訴記者，在這種廣泛的民間演唱中，《詩經》相傳了兩千多年。在《詩經》中可以尋找房縣，在房縣古老的民歌中可以找到《詩經》有關民歌。
　　據史料記載，西周王朝于公元前1046年建立，到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殺為止，歷經275年。西周由于成康之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農業發達，天下安寧，文化繁榮。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文化經典《易》、《書》、《詩》、《禮》、《樂》、《春秋》等，大都是在西周時期產生并逐步形成的。西周王室有“采詩”制度和獻詩制度，定期派人到民間采風，宮廷里的公卿士大夫定期為天子獻詩。房陵有好歌傳統，有大量的民歌和歌謠，自然也就成了宮廷的采風之地。
　　十堰市民俗學會會長袁正洪認為，房陵的民歌到了宮廷，在宮廷里經過公卿士大夫的錘煉升華由風到雅，又以種種方式返回到房陵，以雅潤風，完成了從民間到宮廷再從宮廷到民間的輪回。民歌民謠豐富了宮廷里的詩，宮廷里的詩反哺了房陵民歌民謠。這種宮廷與民間的文化交流與融合，使宮廷的詩帶有濃郁的民間“風”味，使房陵的民歌帶有鮮明的宮廷“雅”韻。
湖北省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傅廣典認為，無論是周還是漢，王室的這種采詩制度，都是以文學形式實現著宮廷文化與民間文化的終端極化融合。這種封閉傳承從一定意義上講，它限制了文明的光焰向這里的輻射與照耀，原始的痕跡始終伴隨著人們的生產和生活，甚至連精神層面的娛樂活動也帶有濃厚的原始痕跡。在房陵地域里，幾乎人人都會講故事、會唱民歌，特別是深山里的老人，他們都喜愛民歌，這不能說不是封閉的結果。文化的封閉傳承一方面造成了經濟文化的落后，一方面又像活化石一樣，承載著歷史文化和民間文化流變的軌跡。
　　因為封閉而傳承，那么如何讓它在新的時代散發人文的光輝呢？房縣縣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王啟云說：“建立《詩經》文化園已列入縣委縣政府的議事日程，在房縣縣城建一座《詩經》文化廣場，豎起尹吉甫雕像，請全國著名書法家撰寫《詩經》305首詩，刻成碑林，形成中華民族詩的圣地，把古老的傳承物化為現代的景點，促進旅游業發展。”
　　難能可貴的是，房縣正在縣域進行《詩經》的傳承與普及。從去年開始，縣教育局編輯了“《詩經》鑒賞”小學本、初中本、高中本和機關干部讀本，發到了每個中小學生和機關干部手中，學校每周開一節至兩節選修課，專門講解《詩經》，縣委常委專門請專家講解《詩經》，目前，通過閱讀《詩經》由詩中之意創作編排的文藝大賽正在緊鑼密鼓地籌備中。
孝德賢才世人仰
　　30多年前，在房縣的東城門上，還鑲嵌著題有“忠孝名邦”四個大字的匾額。這是嘉靖十六年由朝廷命名并授的匾，據史書記載：“忠，西周太師尹吉甫，孝，漢代孝子賢臣黃香。”
　　來到房縣，方知這里還是孝子黃香的故鄉，且其墓還葬于此地。
　　據房縣縣志和建在縣城內的黃香祠堂以及黃香墓的碑文記載，黃香是房縣人，任職于湖北云夢，死后衣葬于云夢，尸葬于家鄉房縣西關，房縣為他專門修了祠廟，石碑上刻著“漢黃孝子墓”。黃香為父母盡孝，為國家盡忠，為人民盡責的故事在房縣大地代代流傳。
　　忠孝文化構成了房陵文化的又一層面，它對于重建社會價值和道德價值影響深遠。
為了弘揚孝文化，2007年，房縣開展了首屆“十大孝子”評選活動。經過宣傳發動、推薦評議、審核復查，全縣各鄉鎮、縣直各單位廣泛參與，積極推薦，共上報候選人47名。縣評選小組組織專班深入到各個推薦對象所在村組和單位逐一進行調查了解，逐步篩選確定了正式候選人，在此基礎上拍攝制作電視專題片，撰寫事跡材料，由文明委成員投票選舉并經報紙、電視臺公示后，最終產生了房縣“十大孝子”。
　　縣委書記張歌鶯、縣長沈明云指出，黃香作為房縣“孝”的代表，他的影響是深遠的，他是中華民族孝道文化的一個代表、一個典型、一個縮影，這是歷史賦予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我們要繼承這種光榮傳統，把孝文化進一步發揚光大。下一步就是依托孝文化，結合縣城建設，規劃建設黃香路、孝文化廣場，把每屆評選出的“十大孝子”的名字刻在黃香路旁，讓世人敬仰，激勵大家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精神。
名片耀眼待擦亮
　　保護與挖掘房陵文化，已受到高度重視。
　　專家們認為，地理環境的封閉，區域資源在社會發展水平的局限里得不到有效的利用和開發，致使房陵有史以來直到20世紀后期，經濟持續數千年一直處于滯后狀態，嚴重影響了對封閉環境的突破力和對外界信息的吸納力的增強，最終形成了房陵文化的封閉傳承特征。
　　房陵文化的價值是多元的，它是地域文化，但不是一般地域里的一般的地域文化，它蘊涵著歷史文化、傳統文化、民間文化、民族文化和國家文化等種種文化特質和屬性，是一顆不可多得的文化鉆石。從發現并認定房陵文化以來，可以說基本撩開了這片“歷覽不能窮其奧，載籍莫能詳其形”奇特地域的蒙蓋了幾千年的面紗。
　　為了搶救、挖整房陵文化，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李春明指示：開發房陵文化要做到“五個一”，出一套系列叢書，打造一臺戲劇，建一批景點，拍一部電視劇，建一座唐風城。
　　十堰市委和房縣縣委也組成了聯合專班，專門研究房陵文化的開發與利用。
　　據介紹，搶救、挖整出版房縣民歌集、房陵鑼鼓歌、房陵民間歌曲集、房陵民間歌謠集、房陵民間故事集等系列叢書已經完成；一部有關房陵民間文化的專題片已在中央電視臺播出；出版一套房縣歷史人物傳記正在進行過程中；縣里已命名幾個鄉鎮為民歌鄉、故事鄉，同時命名了一批優秀民間藝人；召開了一次有關專家、學者參加的研討會，就房陵文化圈進行研究、討論，擬定明年中華詩祖尹吉甫誕辰之日舉辦全國性《詩經》文化節；下一步更重要的是恢復保護天官墳（尹吉甫墓）、文廟、寶堂寺、丹朱墳、漢黃孝子祠堂等代表性建筑和遺址，保護一批具有影響的文物古跡。
　　縣委書記張歌鶯、縣長沈明云說：“邊提升，邊包裝，讓房陵文化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通過文化挖掘促進旅游產業發展，在鄂西生態文化圈中形成一個很好的節點，接武當山、神農架盛名，承兩山輻射，與兩山互補，參與兩山分工，將房陵文化與房縣奇山異水優美的自然風光結合起來，就一定能使房陵文化成為一張走向全國、走向世界的名片。”